35岁清华女学霸告诉你，成为妈妈后如何优雅做自己 | 专访郝景芳

郝景芳，第74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得主。作家、经济学家、两个孩子的妈妈。儿童通识教育品牌童行学院（微信公众号ID：tongxingplan）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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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天体物理多酷啊

郝景芳可能会得奖。

2016年8月21日，第74届“雨果奖”很快要揭晓。这个奖项被称为科幻界的“诺贝尔奖”，一年前，中国作家刘慈欣才刚刚凭《三体》捧回“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郝景芳能接着拿奖吗？

她参赛的作品叫《北京折叠》。在这个中短篇小说中，北京被分为三个空间，当权者、中产阶级和底层工人分别居住在第一、第二和第三空间中，跨越不同的空间会面临巨大的风险。不同的空间，就是不同阶层的隐喻。

小说的主角、底层工人老刀为了得到足够的金钱送自己的养女去接受教育，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三个空间之中为人送信。

《北京折叠》是《三体》的英文版译者刘宇昆翻译的。郝景芳说，刘宇昆觉得《北京折叠》挺好的，翻译完以后，就把它寄给了“雨果奖”组委会。她总共也只有两篇小说被翻译成英文。

得奖的希望若隐若现。郝景芳参加了颁奖典礼前的一个小型酒会，组委会的人对她表现得“蛮热情的”，也表达了他们对她小说的喜爱。“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迹象说，恭喜你获奖了。”寒暄很正常。

她当然想过把奖项拿到手，“去领奖不就是两个结果，获奖了还是不获奖。”但不获奖也没关系，郝景芳想。

她已经给自己订了一个洛杉矶海边的度假屋，如果没有得奖，她就去度假一个礼拜。如果获了奖，那就拿着奖去度假一个礼拜。她的心态“就还OK”，没有太去想得了奖会对她产生多大的影响。

事实上，写作早已不是郝景芳的人生中唯一的重点。

2002年，她在读高三的时候获得了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同届得奖的还有郭敬明和颜歌。得奖之后，后两者都在专职写作的路上走得很远，她却是个例外——得奖的同一年，郝景芳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就读。她想要成为一名天文学家，这是她在9岁的时候就已经定下的人生目标。

▲清华大学理科楼

16年后，郝景芳在清华跟我聊起当年她为什么会去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在天津读初中的时候，她交往过一些喜欢写作的朋友，那时他们的友谊像一个小的文学俱乐部。

高中，郝景芳转学到北京，友谊就落在了天津，她和朋友们“离得很远了”。她想将写作继续下去，“但生活里面就很孤独，也没有什么人可以交流”。

“所以参加新概念呢，这个一是也向自己证明一下，OK，我有写作的能力，是能得到认可的。第二，也算是给自己纪念一下以前的这种小圈子文学俱乐部的生活，所以算是给我自己延续写作的梦想一点点激励。”郝景芳说。

进入大学之后，她和新概念的关系就像她小时候的那些友谊，慢慢淡了下去，只有在她读颜歌的小说时，才会产生精神上的交集。

在清华，如果不出意外，郝景芳的人生会沿着“成为天文学家”的轨道顺利地往下走。物理系的本科生涯结束后，经过推荐直博，郝景芳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开始了“多酷啊”的研究生活。

那是一种“可以想象到的很理想的”生活状态。她开始在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中心主任、天体物理学家李惕碚的带领下，做一个天文卫星的项目。

“当时是想把这一个高能天体物理的卫星发射到太空里面，去观测宇宙高能物理射线。”2018年12月，郝景芳站在清华大学安静的理科楼楼道边上对我说。正值隆冬，理科楼内的空气也是冰凉的，它和郝景芳脸上压抑不住的某种天真的雀跃形成了令人无法忽视的反差。

当我请她说一说研究天文的乐趣是什么，郝景芳几乎没想就笑着答道：“多酷啊。”

当时，她研究的是百万太阳质量以上的黑洞、喷流和星系的合并等等。“酷啊。”她又一次说道，“它在现实中就是扩展我们人类的认知，要不然人类每天活着浑浑噩噩干嘛？（这）就是人（活着）的意义嘛。”

▲郝景芳在清华大学理科楼的楼道边

天体物理研究生的生活方式也是酷的。

郝景芳研究天体物理，要分析从太空望远镜中下载下来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是太空望远镜在太空中飞行时，通过遥控远程传到地面上的。因此，无论她是在宿舍，还是在咖啡馆里，都能自由地进行数据分析。

此外，天体物理研究者的国际流动性很强，他们会飞到全球各地做国际观测和学术交流。假使郝景芳一直学天文，那么她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在全球各地飘来飘去”。

但，研究生读了两年之后，郝景芳的兴趣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也与她创作《北京折叠》不无联系。

自己人生中的英雄

郝景芳得到了那个奖。2016年8月21日，凭借《北京折叠》，她在美国堪萨斯城获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这是第二个中国作家获得“雨果奖”。

直到今天，郝景芳都认为这个奖是一个身外之物。她对我说，如果她一直不停地写，写50年，“写到死”的话，那可能总会有那么一两年，她是可以得奖的。“但是这个对于你自己的生命来讲，它是一个流水，它就在你的生活里面流过去了。”

尽管如此，得奖其实并不是那么无关紧要，它实际上还是加速了郝景芳另一个目标的实现，那是她写作之外的愿望：她想做公益教育，去帮助山村地区的孩子。

在清华读大三的时候，郝景芳曾去甘肃支教。三周的支教，能给贫困山区的孩子带去的影响微乎其微，但这并不妨碍理想在郝景芳的心中发酵。她想过，如果有了能力和资源，她就去山村地区带动当地的旅游发展，再通过旅游发展带来的收入去“帮助到当地的教育”。

郝景芳原以为，她要工作到退休之后，快50岁的时候，才会有机会找到资源去做这件事情——得奖改变了她的计划。获奖后，郝景芳获得一家企业100万的广告投放，她配合做了一些广告宣传，之后就把拿到的100万“放到贵州那边山区里面建图书馆了”。

还有一些思考被郝景芳从甘肃山区带回了北京。

她在想，三周的支教，能给甘肃山区带去多少好处？它是不是产生了更多负面的问题？怎么做才算更可持续的公益？怎么样才能给当地的孩子带去更多的帮助？一个地方为什么会贫困？当地的小孩有没有可能摆脱贫困？他们的人生还会有哪些出路？

2008年，郝景芳从清华物理系转系，开始攻读经济学博士。这是甘肃的那次支教带来的连环影响，她对一些经济问题产生了疑惑：人为什么会不平等？经济到底是如何发展的？社会什么时候稳定，什么时候不稳定？为什么人和人之间的生活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2013年1月，博士毕业之前，郝景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习了一年零六个月。那时她家住在清河，实习的地方在北京光鲜亮丽、整洁干净的国贸CBD。每一周，她要在这两个地方来回跑三趟，这使她无可避免地又一次体会到与那次支教类似的情感。

▲郝景芳走在国贸桥东边北京电视台北门外天桥上

“当时我家住的地方周围是工地，我们那个小区只盖了几栋楼，还有很多没有盖好的。然后后面还有一排要拆迁的那种小房子，外面就是大量的小商铺、批发市场，还有工地工人住的地方等等，所以也算是能够有点近距离去观察他们的生活。”

“在国贸那边，还是大部分都是白领在上班。其实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北京还有一些更加私密的地方，它能够做出一些决策是真正影响到很多人日常生活的。”郝景芳强烈地感到，同一个城市空间中，身处不同生活圈的人，生活的差别实在太大了。

这样的体验，也几乎成为《北京折叠》的灵感来源。她创作《北京折叠》的时间，也没有离这段实习经历太远，这篇小说是她在2012年12月3日到5日创作的。

在她的小说作品中，其实很少有像《北京折叠》这样充满了现实元素的。她说，她确实是想要把她在现实当中观察到的很多现象表现出来，“还是比较力求一种真实感”。

她见过一些父母“非常非常辛苦地”想让小孩去更好的学校上学，希望小孩未来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当她看到这些小人物“很艰难地在想要拼命寻求自己更好的生活”时，她尤为容易产生共情。

“整个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大部分地方，其实都有很多人是在忍受生活的，他们的生活其实都挺苦的，然后很艰难。他们在默默地为自己挣一份营生，怀着希望。”郝景芳说，“我觉得他们能够承担起他们生活中的重担，已经是他们自己人生中的英雄。”

可事实是，还有巨大的生活鸿沟横亘在不同生活水平的群体之间。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发展变化非常快速的时代，整个的这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可能真的，我们这个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智能已经好几波时代都过了，但是有很多人他们落在后面的话，都跟不上，我就很难过。”说这段话的时候，郝景芳的眼角在我们拍摄的摄像机跟前泛着泪。

毕业后，郝景芳“还蛮想做一点跟公益有关的事情，但是又不太想把自己的专业完全丢了，还是想做点学术研究”，于是，她进入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郝景芳做的是政策研究，她参与了数个项目的报告起草和撰写。尽管一个报告能否起到政策性作用，有多个因素在左右，但郝景芳仍然按照毕业时所想的，实现了一些确确实实的公益——基金会曾做过一个营养午餐的政策建议，这个建议后来被国家落实为国策。

但，郝景芳仍然按捺不住一颗想要做科普教育和自己做公益的心。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她就挺想做科普的。毕业后没几年，她有了小孩，变成一个妈妈，兴趣开始向“如何启发孩子去思考这个世界、如何让孩子去领略和喜欢科学”转变。

2016年，她发布了自己的创业项目“童行书院”。这个具有公益“体质”的项目，原是与风光优美的贫困山区的度假村合作，在度假村内设立实体书院。小长假或长假时，这些书院会通过旅游活动来盈利，平时，这些书院是山区贫困儿童接受教育的基地。

等到2018年，这个项目更名为“童行学院”，针对3-12岁的儿童，提供系统性的通识教育课程，上课的方式包括线上知识课堂和线下实践课堂。

▲童行学院线下课堂

选择从通识教育入手，也是郝景芳在发挥自己的强项，她是通识教育的受益者。

她的父母是大学老师，对于郝景芳读什么专业，做什么事情，人生方向怎么选择，他们都不设限。但在阅读的书籍上，父母极尽可能地为她提供。读三、四年级之前，父母会送她一些书，例如《十万个为什么》、《一千零一夜》、《中国通史》等等。《红楼梦》、经典名著，这些她也读。

这些阅读经验，是郝景芳眼中的“通识教育”。再加上她后来接受的天体物理和经济学教育，使她能够在“童行学院”为孩子们提供科学、天文、地理、历史、文化、艺术方面的课程。

“在童行学院里面，我更多地是希望给孩子搭一些桥梁。我在地上铺了很多座桥，孩子通过这些桥，他们能去更开阔的地方，繁花似锦的地方，鲜花灿烂的地方，白云飘飘的地方。如果能够让孩子得到更多的可能性，我就觉得很开心。”在北京的童行学院，郝景芳对我说。

2016年初，郝景芳认识了童行学院的三个联合创始人之一吴希。吴希与郝景芳的缘分，是以一本书为起点的。认识郝景芳之前，她因为要去欧洲，读过后者的一本著作《时光里的欧洲》。“当时没有以为这是一个科幻作者写的一本游记，但写得其实特别好。” 吴希对我说。

要等到2014年，吴希有了小孩，成为母亲之后，她才对儿童教育、儿童脑心理、儿童脑认知发展产生兴趣。2016年初，吴希在微信上发现了郝景芳的公众号“晴妈说”，那时她“一直在探索儿童教育创业方向，也在寻求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她发现郝景芳在儿童教育上“有非常强的（想法），（有）对这个领域的一些非常独到的理解，还有难得的真情与热情。”于是，吴希主动找到郝景芳，想知道自己有没有和她“做一些什么事情”的可能性。

认识郝景芳之后，吴希又读了郝景芳的另一本著作《生于一九八四》，她“当时就还挺惊呆了的”。在吴希看来，无论是《时光里的欧洲》还是《生于一九八四》，郝景芳都在其中展现了自己“非常宏大”的精神世界，让她很难以“科幻”两个字去概括郝景芳。

“她在《时光里的欧洲》里面展现了她非常广博的一个知识视野，还有去看待人类文明、看待历史，然后是很宏大的一个世界观。后来看《生于一九八四》，又看她非常细腻、对人性的洞察，对很多人很细微的心理上的认知，我就觉得这个人的精神世界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吴希说。

在童行学院，郝景芳负责制定儿童通识教育课程的框架，给孩子写课程，还要指导团队成员写课程。用吴希的话来说，郝景芳代表了童行学院最核心的竞争壁垒，是他们“区别于别的公司最核心的点”。

和郝景芳相比，吴希认为自己“没有接受过系统通识教育的培养”，“没有融会贯通看待这个世界，对世界的了解还是片面的”。

另一方面，吴希也觉得“挺难找到这样一个人了”，“因为不是所有知识那么广博的人，都愿意做教育，然后又很年轻，又是妈妈，又有情怀做这件事情。”郝景芳的多学科背景让她不仅能融会贯通地理解世界，还能提炼出很多可迁移的思维模型，从而“帮助大家更好地看待”通识教育。

“这种东西真的是挺难复制的能力”，吴希说，“我觉得（童行学院联合创始人的位置）真的是量身定做。”

▲童行学院线下课堂

郝景芳自身的气质也在融入这个团队。吴希说，郝景芳是一个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这给了她信心去做自己。她跟我分享了一个故事：当他们和合作伙伴谈合作的时候，吴希有时候会担心他们条件苛刻，合作方不同意怎么办？她会顺着这个场景想很多事儿，连“后路都想好了”。

“后来我跟景芳商量，景芳就说，就告诉他们我们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就好了。然后后来就特别直白地告诉别人我们要什么，就顺利地推进了。有些人能接受就接受，接受不了就接受不了。”吴希说，关键在于自己先想好要干什么事儿，再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就可以了。

也因为郝景芳是个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她在无形中突破了层层阻力。

历史的担当

“她做童行学院这事儿，其实我们一开始都觉得，为什么（她）要做这个事情？就感觉是吃力不讨好。因为在中国嘛，做公益（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郝景芳的好友、中国科幻作家陈楸帆对我说。

阻力首先来自于资本方的质疑。自从开始做童行学院，郝景芳在参加一些有投资人出席的会议的时候，会对他们聊起自己的项目，“谈一谈公益”。

那些投资人对郝景芳的公益项目态度不一。陈楸帆和郝景芳共同参加过某个媒体组织的一个投资人的小型会议，那一次，投资人就质疑：这个项目的回报在哪里？

当我向吴希询问她如何看待投资人们对童行学院的态度，吴希显得非常坦然：“这应该是一个人生的常态。大家都会有这种时刻，别人告诉你不行，或者别人告诉你很行，我觉得这都挺正常的。”

她拿成家去比喻融资，认为一个人成家的时候不一定要成为婚恋市场上最吃香的那个人，有无数人追，“找到合适的那个the one（那一个）就可以了”。

在陈楸帆看来，郝景芳的选择超越了很多现实层面的考虑。得“雨果奖”之后，郝景芳的朋友们都认为她有非常多的更容易的方式去变现，例如融一笔钱去做文化或者影视公司。

“她可以完全不做这些事情，又很累，她躺着买卖版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陈楸帆说，“对于她来说，她可能觉得做这件事本身的意义跟价值，超过了她所能获取的经济上的回报，因为它是面向教育、面向下一代、面向未来的。”

然而，陈楸帆也没有掩饰他对郝景芳做公益的看法。他认为，这件事绝对是非常难，尤其郝景芳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辞职之后，她就更不是在体制内去实现教育上的改变，那就让这件事变得“更加的难”。

不过，反馈也并不总是消极的，郝景芳的一次演讲曾引起过一家企业的中国区负责人的注意。后来这个负责人主动联系了郝景芳，给童行学院在毕节山区的山村幼儿园项目资助了10万元，还有一家做电子阅读的企业也给了这个项目一笔捐助。

“所以总的来讲，我自己觉得想要引起关注，（让）更多的人贡献到公益里面是个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总要一次一次地去发声试试。”郝景芳说。

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喧嚣，郝景芳想做的公益一直在持续深入。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做过的研究，让她感到了及时给山村小孩提供帮助的迫切。

孩子的0-6岁，是奠定身体、大脑、智力发展、与人沟通等等基础的年龄段。“就像一颗果树，它如果在生根发芽阶段就比另外一个果树长得矮小，那后面这个结的果，就追不上。”

只是，研究结果是一回事，真正去弥补城乡小孩的发展差距是另一回事。但有一个结论是非常清晰的：想要弥补城乡小孩的差距，需要提高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还要为那些小孩提供好的内容资源和服务。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在各项指标上追上城里的孩子”。

在贵州毕节，童行学院已经行动起来了。在他们的山村幼儿园项目里，童行为那里的老师制作了一整套课程教案，老师每天按照教案进行教学。

“如果未来实行效果好，我们是想把这样的教案方式能够复制扩大给更多的幼儿园。我们（还会）给老师去探索网络辅导的方式，这种可能是可复制的。”郝景芳说。

▲贵州省毕节市大银镇半林幼儿园

这样做的目的，“更多是想给当地的老师赋能”。郝景芳觉得，如果童行能够改变当地的老师，让他的课堂变得更好，那么教学结果“对这个孩子的转化效果是更直接的”。

童行还在贵州楼纳建设图书馆。在这个项目里，童行希望引入资源，让一些大咖去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和教育。郝景芳说，图书馆固定在一个地方，“辐射面”不如山村幼儿园的大。

“可能性”，把郝景芳在贵州和北京做的教育项目连接了起来。“我想做的事，就是希望给山区的孩子一点点更多的可能性。”郝景芳说，“如果我们的老师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好的内容或者是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期待他将来能够为自己去寻找人生方向、职业方向，他的选择性更宽一点，出路会更多一些。”

陈楸帆对我感叹道，郝景芳“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非常有勇气”。“我觉得她是义无反顾地去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我觉得这就是她的不同之处，就是她不会选择一个简单赚钱的路，我觉得这是这一代人应该有的历史的担当。”

陈楸帆在郝景芳读博的时候就与她结下了友谊，到现在，这份友谊已经维持了十年。“主要是比较聊得来，气场比较合。”陈楸帆说，“大家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一样的，就是做事比较实在吧，不太喜欢太吹嘘、太浮夸的东西，还是用实际行动来说明一些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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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与入世

除了应对外界的挑战，郝景芳需要克服的阻力还来源于自身。

“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工作。”她说。郝景芳习惯了单打独斗。她喜欢写作，是因为写小说就是一个人的事儿。做研究也只是需要沟通的时候就和工作伙伴开会碰头，其余时间也是一个人工作。她有一本书叫《孤独深处》，觉得“孤独深处才是一个人最安然自得的时刻”。

正因此，郝景芳此前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创业，她甚至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能够与人进行团队合作的人。创业要带团队，她也认为“带团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team leader（团队领袖）”。只是，变化也在发生——

“但是我现在是觉得有的时候呢，一个人内心深处所产生的这种意义感和目标感，是可以让他克服一些阻力的，克服掉我不喜欢团队一起合作的这个困难。”郝景芳说。

“所以我现在也蛮享受团队合作，也愿意跟大家一起共同为了这个目标努力，然后一同去策划未来的事情，去协调人与人的关系等等。所以我发现一些事情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

毫无疑问，郝景芳正在变得入世，或者说，越来越入世了。当她在大三的时候去贵州支教，从而受到影响，在清华读博时从天体物理转向经济学，这种入世就可见端倪。

▲贵州省毕节市大银镇半林幼儿园

关于出世与入世，有很长一段时间，郝景芳都“过不去一道坎儿”——做一个彻底出世而不入世的人，对自己来说到底是否是可接受的？

进行创作的时候，她的生活更接近于清修，和社会事务没有产生任何关系，“就是说完完全全过一种书房里的生活，很孤独地去进行想象，去构建我的写作空间。”

但郝景芳否定了这种选择，她发现自己并不是能够完全出世的人。“我还是有一部分自我是很希望能够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去，并且去做一些在我看来能够带来积极改变的事情。”郝景芳说。

这样的想法，是服务于写作的。在她看来，写作者在内心上应该有一些世界关照，需要关心到人。只有这样，一个写作者创作出来的东西才不至于仅仅只是基于理性思辨，脱离尘世空间，缺少温度。

郝景芳说：“我一直觉得写作者需要深处于这个世界中，他至少需要能够很真实地看见这个世界，他需要能够在这个世界中感受到其他人都在做什么，他需要能够去深入地发掘、去理解这个世界。这个是写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她确实在现实中扎得更深了。因为做童行学院，她要和团队成员以及去上课的孩子进行大量的互动。

当她看到团队成员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听到他们如何逐步在工作中发现自我的方向，又或者是看到那些去上课的小孩怎样找到内心的光亮，通过课程得到更好的能力锻炼，她都觉得非常欣慰。

▲童行学院线下课堂

“总的来说，（做教育）跟写作最大的区别，就是写作是一个孤独者的探索，而教育是有心人的连接。”郝景芳说。

现在，连郝景芳也分不清自己的主业到底是什么了，她是写作者、两个女儿的母亲、教育创业者、经济研究者。她身份的多样，让人不免惊叹她旺盛的精力。

我问陈楸帆，在他的朋友当中，郝景芳有什么突出的特点。他说：“我觉得她的世界很大，可能是没有边界。她不觉得有什么事是我不能做的，只要我想要去做，我就能去做，而且能做好。一个是自信，一个是有追求，然后有执行力。”

当人们习惯于通过诸如“清华博士”、“雨果奖得主”这样的光环去看待郝景芳时，她却说，她目前所达到的成就跟她期待中的水平，还差太远了。“但凡有一面我觉得自己真的能做到我心目中的大师水平的话，我可能也就真的全力以赴去做了。”

也许，更重要的，是郝景芳对我说的另一句话：“我自己是觉得人生做点喜欢的事情、好玩的事情，你的生命时间就没有白耽误”。可以想见，在不同身份的多条路上，郝景芳还将走得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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